1998 年4 月24 日
查理芒格在哈佛法学院毕业50 周年聚会演讲《专业人士需要更多的跨学科技能》
今天，为了纪念我们以前的教授，我想效仿苏格拉底，玩一个自问自答的游戏。
我将提出并简单回答五个问题：
(1)，职业人士是否需要增强跨学科技能？
(2)，教育是否已提供了足够的跨学科知识？
(3)，对于大部分的软学科而言，什么样的跨学科教育才是可行、最好的？
(4)，过去50 年来，学术界尖端领域在提供最好的跨学科教育方面的进展如何？
(5)，什么样的教学实践才能加快这种进度？
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职业人士需要增强跨学科技能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明确跨学科知识是否会提升专业认知。决心纠正偏离的认知，必定先要探明造成这种错误认知的原因。萧伯纳笔下的一个人物曾如此解释职业缺陷：所谓职业，不过是蒙骗外行人的阴谋。早年的情况证明萧伯纳的诊断是千真万确的。让我们追溯到16 世纪，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神职人员因为威廉·廷道尔把《圣经》翻译成英文，就把他活活烧死在柱子上。
萧伯纳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专业人士出于自私而故意使坏。更重要的是，专业人士的潜意识层面复杂的心理倾向经常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其中有两个倾向尤为突出：
(1)激励机制造成的偏见，一种先天的认知倾向，认为对他们有利的东西必将对客户或者整个文明社会有利。
(2)锤子倾向，源自一个谚语："对于一个拿着锤子的人来说，他眼中的任何问题都像钉子。"
纠正锤子倾向有一个对策，如果一个人拥有多学科技能，也就是说，他就掌握多种工具，因此将会限制由于锤子倾向带来的认知倾向度。此外，如果他能从实践心理学中学到一个道理——不管是自己还是其他人，若为了避免人生走上偏离的轨道，毕生都必须跟上面提到的两种倾向做斗争——那么，在通往普世智慧的道路上，他就跨出了建设性的一步。
如果A 是一个专业教条，B 则是来源于其他学科的超级有用的概念。显而易见，掌握A、B 两者的效果通常要比单纯掌握A 的优秀。有人提出不愿意掌握B 的原因只有一个：他需要掌握A 以及生活中有其他更紧急的事要做，学习B 似乎不切合实际。稍后我将阐述这种理由的不明智性，至少对大多数有天赋的人来说是如此。
第二个问题很简单，在此就不花过多的时间来阐述。
我们的教育太过局限在一个学科，但许多重大问题都是跨学科的，如果不运用跨学科的知识来解答，就相当于一个桥牌手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将牌上，对其他任何因素都不予关注。这种疯狂行为就像疯帽匠的茶会一样愚蠢，职业实践中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更糟糕的是，多年以来，人们认为各种人文科学——就是一切没有像生物学那么基础的学科——彼此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我们年轻的时候，学术界壁垒森严、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情况非常严重。一些德高望重的教授就对此大为震惊。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早就对此大加鞭挞，他称之为"致命的学科间壁垒"，用严厉的口吻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自此，怀特海的观点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同，而一些顶尖教育机构为改变这种学科分离的状况在增强跨学科教育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并涌现出一些在多学科交叉处奋勇战斗的勇士们，如哈佛大学的威尔森和加州理工大学的莱纳斯·鲍林。现代学术界在跨学科教育方面比过去做的更好，这是正确选择。
至于第三个问题，我们目前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
精英教育中多学科教育的最佳形式是什么？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检验一下我们最为成功的专业教育，从中筛选出最重要的元素，然后把这些要素综合起来，最终将获得圆满的解决方式。
为了找到最佳的专业教育模型，我们不能去没有竞争压力的教育学院之类的学校去找，因为他们深受上面提到的负面心里倾向以及其他不良的风气影响，我们应该到哪些对教育质量要求最严格、对教育结果的检查最严密的地方去找。这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合乎逻辑的地方：大获成功并在今天已成为必修课的飞行员训练。(我认为，如果像哈佛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能够多多借鉴飞行员培训，它肯定将做得更好)。同其他职业一样，飞行驾驶中要面临的"锤子效应"会带来巨大的危险，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飞行员在应对"X"危险的时候，脑子里仅仅只有"X"的模型。考虑到种种原因，我们必须严格按照"六因素系统"来培养飞行员。
(1)所接受的正规教育的广度足以让他应付飞行实践中几乎所有可能遇上的问题。
(2)所接受的必要的专业教育不仅能让他顺利通过一两项测试，而且能够让他应付自如地实践问题，甚至能同时处理一至两个复杂的危险状况。
(3)像一个优秀的代数学家，他必须学会正向和逆向思考，还必须学会何时把注意力放在期待的效果上，何时放在避免错误上。
(4)他的训练内容应根据学科的不同合理分配，以追求未来实践错误损失最小化。针对实践中最重要的内容，进行强化训练，达到灵活运用的地步。
(5)必须养成检查"清单"的习惯。
(6)接受最初的训练之后，必须常规性的保持对这些知识的掌握：经常使用飞行模拟器，防止应对罕见和重要问题的知识在长期闲置后变生疏。
这样一个涵盖六因素的合理系统对单一学科的要求很高，因为它下的赌注也很高，它与人类思维的深层结构相吻合，是必须掌握的。所以，我们期待能增强问题解决能力的教育必须具备以上六要素，并应该在这些内容上进一步扩展，否则，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做法呢？
综上所述，在试图把优秀学生培养成优秀人才的精英教育中，如果想取得最佳结果，我们必须让学生学习大量的跨学科知识，持久的掌握能够应用自如的必要的实践技能，能在必要的情况下应用自如、灵活变通；能正向思考，也能逆向思考，正如代数中的逆向法一样；还能让习惯性的"清单"检查成为知识系统的一部分。
为了获得处事智慧，别无他法，也没有更简单的方法。这个任务乍看起来覆盖面积很广，让人望而生畏，似乎难以完成。但如果从以下三个因素通盘考虑，完成它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首先，从"必备技能"的定义看，我们认为，不能苛求每个人对天体力学的掌握达到与拉普拉斯并驾齐驱的地步，也不必苛求大家在其他知识领域也达到如此精湛的水平。实际上，每门学科真正重要的内容数量并不多，相互之间的影响也不复杂，考虑到所耗费的时间和人力，对大多数人来说，掌握多学科的重要知识并不是不可能的。
第二，在精英教育中，我们拥有足够多的天赋和时间。毕竟接受教育的是百里挑一的智力超群的人，而一般说来，教育他们的老师要比学生还要优秀。我们有13 年充裕的时间，足以把这些百里挑一的尖子生培养成职业新手。
第三，逆向思考和使用"检查清单"很容易学习——在飞行员中是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同样如此。
此外，我深信我们能够增强跨学科的技能——就像一个从阿肯色州来的家伙相信洗礼的作用一样，他说："我亲眼所见。"我们也曾亲眼目睹过一些人——现代的本·富兰克林式的人，他们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少于目前大量优秀的年轻人，但获得了大量的跨学科综合知识；从而使他们在本专业的表现更加出色，而非更加糟糕，尽管他们花了不少时间分心去学本专业以外的知识。
既然我们具备了那么多优秀的教师、学生和时间，又有许多跨学科大师的成功典范，而今我们未能把"锤子倾向"带来的破坏最小化，显然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你满足于现状，就不能在人文科学的众多领域集大成；如果你在改革的困难面前畏首畏尾，也不会成功。
下面到了第四个问题：从毕业以后，精英学府在提供最好的跨学科教育方面取得了什么进展？
答案是：在此期间他们尝试了许多，改变教学方法，提供更多的跨学科教育，在犯了不少错误之后，现在的情况已经比以前好多了。但是，我们期待的变革还有待进行，路途漫漫，任重而道远。
比方说，如果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教授相互合作或者一位教授能在不同的学科中融会贯通，将对人文科学领域大有裨益。但出现了一种调整的方法，而且效果还不错，它称为"补充法"或称为"拿来主义(take what you wish)"的措施，这种方法鼓励任何一种学科从其他学科随意选择需要的内容。它备受推崇的原因是因为回避了学术争论，以及在单一学科中固步自封引起的蠢行——而这正是我们现在致力于改正的。
不管怎么说，在"拿来主义"越来越普及的今天，许多人文科学领域都减少了锤子倾向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说，由我们的同学罗杰斯·费雪牵头，法学院从其他学科知识中融合了谈判技巧。费雪睿智的谈判书籍畅销了300多万册，他的成就可能是我们中的翘楚。法学院引进了大量有效的经济学，甚至是一些行之有效的博弈论，通过更有说服力地阐述如何竞争，推动了反垄断法的实施。
经济学也从生物学家那里引进了"公用品的悲剧"的模型(tragedy of the commons)，发明了一个可以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共存的邪恶的"看不见的脚"。目前还出现了行为经济学，试图从心理学领域寻求帮助。
但是，像"拿来主义"这样一种消极的实践注定不会人人满意，事实上，在它所造成的最糟糕的结果中包括了几种变化：(1)在一些文学领域消化了弗洛伊德学说；(2)把它引进了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这使得极端主义者要想获得客观的品质就像重获童贞一样困难；(3)许多法学院和商学院采用了生搬硬套的有效市场理论，这些有一个所谓的专家在解释伯克希尔公司的成果时，总是加入运气的标准差，直到连续6 个这样的标准差的解释后，他遭到了其他人的嘲笑，被迫改变了观点。
此外，即使能避免这些精神错乱的行为，"拿来主义"仍有一些严重的缺陷。比方说，人文科学借鉴自然科学的概念时，往往是没有指出这些概念是怎么来的，有时候还给他们取了新名字，根本没搞清楚这些借鉴来的概念的重要程度。这样的实践(1)类似于一个乱七八糟的文件整理系统，削弱对现成知识的综合理解和成功应用；(2)使人文科学无法出现像莱纳斯·鲍林那样能系统的利用物理学科来改进化学研究那样的成果。所以还应该出现另外一种更好的方法。
下面转到最后一个问题：在尖端人文科学中，什么样的行为将能够加快学科一体化的进展？
答案很简单：
首先，应强制性推出一些必修课而不是选修课，必要课程的指定者自己首先应该必须掌握跨学科中的重要知识并会灵活运用。无论要培养的人是未来的跨领域问题的解决者还是未来的飞行员，这个论断都是成立的。比如说，在律师培养中必须要求掌握心理学和会计学，但在今天的许多高等学府却没有提出如此的要求。这应归咎于课程设计者心智的狭隘，他们自己也不了解什么是必需的和不可缺少的，所以不能改进这方面的不足。
第二，学生应该增强有助于解决跨学科问题的实践，包括一些像驾驶飞行模拟器那样的机会，以免技能长年闲置而遗忘。有一个例子，记得是在几十年前，哈佛商学院一个聪明但有点离经叛道的教授，很有意思。这个教授给出的测验题是关于两名不问世事的老妇人的，她们刚刚继承了一家生产品牌鞋的英格兰鞋厂，但为一些严重的商业问题所困扰，教授具体说明了她们碰到的难题，然后让学生们在充分的时间内思考对策并写出来。各位同学积极献计，但最终得到的分数都不太理想，但有一名同学的分数却遥遥领先。这个独特的答案是什么呢？非常简短，大体如下："她们所处的行业和所处的地方竞争非常激烈，再加上当前的问题非常棘手，通过聘请外人来化解问题不是明智的选择。考虑到其中的难度和无法避免的代理成本，她们应及时脱手这家鞋厂，或许应该卖给一家拥有最高边际效应优势(marginal-utilityadvantage)的竞争者。"这个独树一帜的答案不是基于学生刚刚从商学院学习到的东西，而是建在更为基础的概念上，比如代理成本和边际效应是从大学生心理学和经济学知识中挪用而来。
亲爱的哈佛大学法学院1948 届的毕业生们，如果我们当时也时不时有这样的测验，今天该会有多大的成就啊！
巧合的是，许多精英私立学校目前很有远见卓识地在七年级的学科中采用了这种跨学科的教育方法，而许多研究生院却没有受到启发。这也是怀特海所说的教育"致命的学科间壁垒"又一个让人遗憾的佐证。
第三，大多数人文科学职业学校应该充分发挥商业期刊的作用，如《华尔街日报》，《福布斯》和《财富》等。这些周刊的内容精彩，还能充当飞行模拟器的功能：他们的报道往往涉及错综复杂的原因，这将会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有时候，这些期刊还能为学校课程引进新的模型，而不仅仅停留复习旧知识的层面。既然学生们希望优化自己的判断，把毕业后终生追求的内容从学校就开始实践，何乐而不为呢？我认识的一些具有优秀判断力的商界人士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为修复智慧系统而不利用这些期刊。既然如此，学术界为什么不模仿呢？
第四，当大学偶尔有职位空缺，需要招人时，应避免任用那些政治意识形态过分极端的教授，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学生也应该避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学科一体化的最佳形式需要客观的品质，但这正是这些激情澎湃的人身上所缺少的东西，如果思想被意识形态所禁锢，很难在高难度的知识融合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在我们那个时候，哈佛法学院的教授们曾列举出一个意识形态导致愚蠢行为的典型例子。当然，他们说的是耶鲁，当时不少哈佛人都认为他们试图重点引进一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以此来提高法律教育的水平。
第五，人文科学中应该加强模仿自然科学中基本结构相结合的模式(fundamentalorganizingethos，"四门基本学科结合"，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和工程学)，这种做法值得仿效，自然科学毕竟拥有不少优势，比如说产生了两个最好的成果：(1)避免了单一学科的狭隘性；(2)使得大量跨学科知识更容易被应用，并取得良好的结果。比如物理学家费曼很快就发现了橡皮环是那次航天飞机失事的罪魁祸首。之前这种做法曾被借鉴到边缘学科中且卓有成效，比如说，生物学始于150 年前，内容描述较混乱，没有与深层理论相结合，它逐步借鉴了自然科学的精髓后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一代的生物学家逐步学会了运用更好的思维模式，他们掌握了一系列的模型，学会了思考"为什么"，所以，对于远远没有生物学基础的学科来说，拒绝学习自然科学中的精髓确实让人费解。这里我列举出所谓的基本结构模式的精髓：
(1)根据基础性不同为学科排序，并按照学科的基础性来使用它们。
(2)不管你喜欢与否，必须要灵活应用并能常规地应用这四门基础学科中最基本的内容，对于比自己的专业更为基础的学科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3)在吸收不同学科的知识时，要弄清楚知识是怎么来的，而不是违背"经济原则"，只要有可能，首先通过自己或其他学科中更为基本的原理对现象进行解释。
(4)如果第3 个步骤不能产生有用的新观点，那就应仿照已有的经验进行假设和尝试建立新原理，但不能使用与旧原理相互冲突的新原理，除非你能证明旧原理是错误的。
与人文科学当前常见的作法相比，自然科学中的基本结构模式更为严格，这让我联想到飞行员训练，飞行员训练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绝对不是偶然的。现实是最好的老师。自然学科不是"拿来主义"的风格而是"不管喜欢与否都必须自如运用"。在跨学科合理组织的基础上，学习这些知识就成为一项强制性的任务：(1)跨学科知识学习中必须要进行归因；(2)必须偏向于最基本的解释。
这种道理太过简单，似乎没什么用，但在商业界、科学界，有条往往非常有用的古老守则，它分两步：
(1)找到一个简单的、基本的道理；
(2)必须认真踏实地按照这个道理去行事。
这样做好处多多，我以自己的例子来加以证明：
就读于哈佛法学院前我接受过的教育很少，散漫的工作习惯，没有任何学位，虽然Warren 先生执意反对我入学，但在我家的世交庞德的周旋下，我最终被录取了。高中阶段我上过一门愚蠢的生物学课程，全靠死记硬背，只学到了一些关于草履虫和青蛙解剖的知识和"原生质"这样荒谬的概念——但从此之后，这个概念就彻底从人们视野中消失了。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化学、经济学、心理学或者商务的课程。但我很早曾受过基本的物理和数学知识，我花了很多精力，全神贯注地吸收自然科学中基本结构模式的精髓，并不断运用到一些人文科学学科中。在此过程中，我竭力让文件整理系统符合跨学科中必要的生活智慧。所以，我的一生就是一个教育试验田，一个很好的掌握了自己专业的人在非常广阔的学术领域试验这种基本治学精神与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当我试图用非正式教育的方法修补以前教育的不足时，把基本结构模式的精髓作为导航，以普通人的毅力奋斗，这给我带来了不少惊喜，成效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例如，我本来没打算学习心理学，但是这种基础治学与方法却引导我掌握了大量的心理学知识，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这些好处值得我改日专门来讲一讲。
我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回答完问题，结束今天的演讲。
在此过程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尽管对于不少智者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我今天讲的内容是老生常谈，毫无新意。但我揭露出的现象出现在人文科学的尖端领域仍然存在，这些领域内的教授都养成了学科分化的思维型习惯，即使更好的思维模型摆在对面的过道上，他们也对此无动于衷。这种荒唐的结果表明人文科学院系的激励机制是很成问题的。错误的动机是主要原因，正如约翰逊博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真理和一个人的利益背道而驰，真理很难被吸收。如果是激励机制造成的话，矫正无疑是可行的——因为激励机制可以改变。
我今天以亲身经历来证明，对于人文学科领域教育机构现在这样的顽固地容忍单一学科的狭隘，不但是毫无必要的，而且也是没有好处的。如果让我来解决的话，我认为约翰逊博士的方法是可行的。请别忘了约翰逊博士描述的学术界那种由于懒惰而无知的状况时所使用的字眼，约翰逊曾形容这样的行为是种"背叛"。
如果责任不能驱使人们去改善这种情况，还可以考虑利益。对于法学院或者其他学术领域来说，用跨学科的方法来解决常见或不常见的问题，将获得无法估量的回报，就像查理·芒格一样。此过程既有乐趣又有成就，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愉快的精神领域将让你乐不思返。离开就像是切断自己的双手。